康熙年间，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地方情形，康熙皇帝“谕大学士等云，各省晴雨，不必缮写黄册特本具奏，可乘奏事之便，写细字折子，附于疏内以闻”，是清代奏折制度的发端。

　　清代奏折按照内容大致可分为请安、谢恩、庆贺和奏事折，请安折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。目前所知的清代历史上第一位给皇帝发消息问“您好吗？”的人是大学士伊桑阿，信息发送日期为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二月初六日。

　　略熟悉些满族习俗或老北京民俗的人大概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旗人规矩大”，在这些规矩里最常见的便是“请安礼”。

　　晚辈对长辈要三日一请安、五日一打千，一家之内的晚辈对长辈更要“晨昏定省”，请安时，或垂手鞠躬，或打千儿在地（女子行蹲安礼），口中道“请某某安”。对于那些偶然离京办事或外任异地的旗籍官员来说，请安折无疑是履行请安礼节的一个载体，遥寄自己恋主之情。

　　换言之，请安折就是用来向皇帝请安用的，内容只需要一句“您好吗？”。除皇帝外，太上皇、皇太后、皇后和太子等也接受臣子的请安折，请安折的内容相应的改为“太上皇圣躬万万安”、“皇太后圣安”、“皇后金安”、“跪请千岁安”，有时还可以写长一点，或追溯家族蒙恩历史，或讲述自己的生活、工作状况，或汇报当地雨水、粮价、民情，或顺路奏报案件，或传递小道消息，或不公开评论、参劾他人等等，不一而论。

　　到清代后期，请安折又衍生出一种“拜帖”的功用，即大臣因各种原因趋诣宫门，向皇帝呈递请安折，发出“臣下请见”的信号，由皇帝决定是否召见。“通过召见，皇帝得以了解官员，形成评价，并朱笔批于请安折上，成为朱批记载。”

　　请安折出现伊始，上折之人以各地将军、督抚、提镇等为主，也有一些短暂出京办事的京官，大多为皇帝的亲信及满洲大臣。

　　雍正时期，随着奏折制度的推广，能够上请安折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上自大学士、都统、部院尚书、总督、将军、巡抚、布政使等“省部级官员”，下至给事中、总兵、学政、织造、参将、城守尉等“司局级官员”都可具折请安。甚至包括体系外人士，如普陀山寺院主持、西藏、西洋传教士、孔府衍圣公、外国驻华使节等等等等。

　　当皇帝因出巡、狩猎等原因离开京城时，留守京师不能随扈的皇子、王公、大臣们也可以不时上请安折问安。

　　例行请安折的递送间隔并没有固定要求，一般是根据请安人职位高低、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有所不同，分寸的拿捏全在大臣自己掌握。比如雍正二年七月，和硕怡亲王外出游猎，一个月内（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二十三日）兄弟间往来请安折便多达六次。此外，乾隆朝安徽巡抚裴宗锡、直隶总督方观承、海关监督成善等人，有时一个月也会递两三次请安折。

　　反观“网红”孙大人，按照网友整理的数据来看，五年内共上请安折二十二次，平均两三个月才一次，单从频率上看，根本算不得“刷屏”。

　　特殊请安折则主要是在特殊时间点因特殊事项而专门呈递的请安折，如逢年过节、帝后生日，宫中发生重大灾变（如丧事、火灾、地震等），以及皇帝患病或大病初愈等等。如光绪三十四年皇帝病情恶化，陕西巡抚恩寿、湖广总督陈夔龙、广西巡抚张鸣岐、广州将军孚琦、四川总督赵尔巽纷纷发电报请安，表达对皇帝的关心。

　　其实，请安折会不会让皇帝心烦，主要还是看心情的。比如康熙帝责怪山东巡抚佛伦“此等请安事宜，不必时常具奏”，但又批评川陕总督齐世武、巡抚鄂海等人的请安折子间隔太久。皇帝的心思虽然不好猜，但却可以体现在奏折的朱批之中。

　　面对臣子送来的请安折，皇帝一般都会有朱批作为“回复”，但批语长短不一，简单的可能只有几个字，比如“安（elhe）”、“朕躬安（mini beye elhe）”、“知道了（saha）”几字。

　　复杂者则涉及国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帝王生活的各方面，有时会对文字错误斤斤计较，如康熙皇帝批评陕西肃州总兵路振声的请安折“文理不通，不合”；有时则对臣子殷勤劝勉，如雍正皇帝鼓励盛京刑部侍郎武格：“尔日后必成为人才，多加自爱。勤之，奋之”；有的干脆就是闲话家常、就事论事，如光绪二十五年，安徽巡抚邓华熙因皇帝病未痊愈上折请安，朱批“览奏已悉。朕躬仍日进汤剂，总未大安，每日召见臣工尚觉勉强，朕亦不胜焦急。”

　　当然，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深入这些看似简单的折本，相信现存的这160000余件“垃圾奏折”一定可以帮你打开一段崭新的清史视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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